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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洞明世事耽金樽推杯换盏话古今）　 

　　“金樽”，“樽”同“尊”，形声。从木，从尊，尊亦声。“尊”，本义为推崇好酒。“木”与“尊”合起来表示盛装名酒的木容器，为中国古代的盛酒器具。图1所示是一件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原名鎏金奁，通高19.5厘米，口径20厘米。樽体呈圆筒状，子母口，口上承盖；直腹、平底、下附三个蹲熊足。器身通体鎏金，饰三组旋纹，旋纹间饰两周鎏金花纹带，以自然的白铜为衬地；鎏金图案为繁密而流畅的金色流云纹，珍禽瑞兽出没云气间，形象可辨者有羽人、仙鹿、朱雀、应龙、飞雁、展翅独角兽等。两侧饰有对称铺首衔环耳，器内壁涂一层朱漆，以美化器物；盖隆起，顶部有一环状窄凸棱，环内正中有一小孔，盖中部饰等距离的三个小圆孔；器物因部位不同分别施以鎏金、刻划、焊接等工艺纹饰流畅而有生气，雕刻精细。 

　　历代骚人墨客结缘金樽，饮酒抒怀。汉乐府《陇西行》：“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应玚》：“列坐荫华榱，金樽盈清醑。”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北宋著名隐士林逋的《山园小梅》：“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与金樽。”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春风东来忽相过，金樽渌酒生微波。”乾隆皇帝曾“御临”李白《前有一樽酒行》诗句，刻于河北天津蓟县乾隆行宫“独乐堂”碑廊；雍正皇帝第五子和亲王弘昼亦曾留下成名作《金樽吟》：“世事无常耽金樽，杯杯台郎醉红尘。人生难得一知己，推杯换盏话古今。”“洞明世事耽酒味”，请吃喝与被请吃喝，要谨防“陷阱”喽！而汉乐府《陇西行》的“清白各异樽”，是指装着清酒、白酒的桶形樽和盆形樽。谢灵运、李白等诗歌的金樽，则是鎏金铜樽。如图2所示，就是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鎏金铜樽。 

　　酒樽最早见于战国，盛行于汉晋。当时上流社会常置于席、案，饮宴时先将贮藏在瓮、壶中的酒倒在樽里，再用勺酌入耳杯，然后奉客。考古中两汉墓出土的彩绘陶樽、鎏金铜樽、玉酒樽、绿釉酒樽、漆木器酒樽均有发现，然厘定其器名不统一。因酒樽形似“奁”（lián），有圆形（直壁，有盖）、长方形、多边形，大多分层，流行于战国至唐、宋间，故而专家定名“奁”。1962年山西右玉大川村出土2件，器口与盖下子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铜温酒樽为筒状、有盖、三兽足；另有1件为盆状鎏金兽足酒樽。从此其樽铭文定名得以确定，可知鎏金铜酒樽除盛酒外，还用作温酒。两汉时期帝王诸侯等贵族使用的珍奇铜器上常施以鎏金工艺，《史记·封禅书》：方士李少君对汉武帝曾说“祠灶则致物，致物则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则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阐则不死。”汉代统治者使用鎏金青铜器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奢侈生活的需要，更是为了延年益寿、封阐成仙。 

　　南阳，简称“宛”，是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有“南都”、“帝乡”、“陪都”之称。《汉书·食货志下》：“今开赊贷，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大都城）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当年的南阳为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第二大城市，南阳汉画馆珍藏的3000多块两汉画像石可为佐证。 

　　1933年4月，这件东汉鎏金熊足铜樽出土于南阳县石桥镇南门外东汉墓，被民众教育馆征得。抗战时期，民众教育馆的刘玉奇同志为保护该樽，曾携樽流亡各地。解放后，此樽由民众教育馆移交南阳市文化馆，定名“鎏金奁”，后改名“鎏金熊足铜樽”。1959年10月，南阳市博物馆成立，此器被移交南阳市博物馆保存至今。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河南邓州 许满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