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瓶俑
红绿彩收藏家阎焰——
在中国，红绿彩有超过七百年的烧造历史，它曾是中华大地上普遍使用的一种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院、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均视此种瓷器为珍物，但目前各大博物馆的收藏加上个人收藏，已知统计的总量仅百十件。
而在广东深圳的一座非国有博物馆，却藏有超过三百件以上高等级的红绿彩瓷器，约占存世量的80%。它们的拥有者阎焰，从一个孤军奋战的红绿彩抢救研究者，到红绿彩价值的重要挖掘者和推广者，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在他眼里，以俗为美的红绿彩并不逊色于官窑瓷器，因为最高级别的审美才是他的收藏标准。
文/图 广州日报记者金叶
凤冠贵妇像
“同推土机赛跑”获得大量红绿彩标本
记者在采访著名陶瓷艺术家朱乐耕时，曾听他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几年前，他在东京帝国大厦见过一种极美的红绿彩碗碟，他知道这种美丽的瓷器起源于中国，并且曾经烧造于中国的大江南北，但不知为何就消失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却将这种美丽的瓷器传承了下来，眼前这份熟悉又陌生的魅力，令他感到既震惊又失落。
而像朱乐耕那样初见红绿彩时的震惊，阎焰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体验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不到二十岁的阎焰去一位朋友的办公室玩，见到一件红绿相间的陶制马头，别致得很。阎焰出生于文艺世家，耳濡目染之下对古代器物也有所了解，但对这种陶塑却很陌生，他只能根据经验判断应该是明以前的东西，但其彩绘方式、颜色明显与明清时代的器物不同，而且水准更高一筹。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陶瓷？这个问题激起了阎焰巨大的好奇心。
看到阎焰的痴迷，朋友就将马头赠送给了他，并且向他透露了一个信息：这件马头是在单位门前正在施工的水渠中捡来的。那时正值全国上下都在进行城市改造，华北各城市里的工地非常多，阎焰就想，其他的工地不知能不能也捡到这种瓷器？于是，阎焰开始到各个工地“地毯式”寻宝。工人们都对这个“捡破烂”的、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充满好奇，甚至帮他一起挖。功夫不负有心人，这种带有红绿彩绘的瓷器标本真的被阎焰找到了不少，让他极为兴奋。
用这种“同推土机赛跑”的方式，阎焰在自己的努力和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先后在河南郑州、新乡、获嘉、延津、焦作、安阳、许昌、河北邯郸、正定、山西太原、长治、晋城、陕西西安等地的工地上搜集了220件完整和微残的器物，还有数万件残片标本。随着占有的标本材料越来越多，阎焰的研究也向纵深推进。他阅读了国内外大量的考古文献、学术报告和研究材料，这种美丽瓷器的“前世”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的眼前。
红绿彩重台牡丹盘
系统研究材料 出版《天边的彩虹》
红绿彩是在宋金之交的12世纪末创烧于中原大地的一种瓷器，是人类在瓷器釉面上使用多种色彩装饰的开始。可以说，“瓷之国”的多色彩绘瓷器是从红绿彩开始的，由此正式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时代。12~13世纪时，中国的红绿彩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准。其艺术成就即使与号称“中国古代彩绘瓷黄金时代”的康、雍、乾三朝相比亦毫不逊色。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最早开始关注红绿彩瓷器，日本学界称其为“赤绘”；民国时期，欧美人和日本人都曾经在中国收集过红绿彩，但数量极少，价格昂贵。在阎焰之前，全世界公开展示和著录的红绿彩仅有五六十件。
1995年起，在掌握大量的标本器物和材料的基础上，阎焰开始了红绿彩的系统研究，2005年他出版了专著《天边的彩虹》，同年获得“中国最美的书大奖”，又于2006年在《文物》月刊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河南中部以北发现的早期釉上多色彩绘陶瓷》。他的研究成果不仅震惊了国内外的陶瓷学界，日本和欧美学界也表示极大的肯定。国际著名古陶瓷权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前次长、日本东洋陶瓷学会会长长谷部乐尔先生称赞《天边的彩虹》，“无与伦比是此类研究的惊世之作”。
阎焰目前收藏的红绿彩器物总数超过300件，今天都保存于深圳望野博物馆中，且许多被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馆藏品比世界所有博物馆红绿彩收藏的总和还要多，质量也是最高的。
阎焰说，他能创造这样一个收藏的奇迹，并非因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红绿彩是典型的城市器用遗存，只有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才可能大量出现。我只是在特殊的时间，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童子读书坐俑
对话阎焰——
红绿彩是草原和中原文明碰撞融合的结果
广州日报：我在采访中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红绿彩曾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广泛使用，但后来不知道为何就消失了；但同时，这种瓷器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对红绿彩的艺术价值非常推崇，且一直传承下来？
阎焰：红绿彩最早应该是16世纪前后通过海贸传到日本，主要是景德镇和漳州的红绿彩外贸品，日本统称其为“南京赤绘”，日本人对这抹浓红艳绿的确偏爱有加。清末民国时期，日本和西方世界更关注12世纪早期的红绿彩，世界许多重要博物馆都有收藏，又以日本的收藏量为最大。当年我的论文一发表，最先认可的就是日本学者，国内的学者因为对红绿彩了解较少，当时没有特别的敏感。但严格意义上说，红绿彩从来没有在中华大地上消失，它一直都在。直到今天，在某些农村地区仍在生产和使用红绿彩，只不过因为逐渐衰落而不再为人所关注。
广州日报：红绿彩烧造了700多年，您认为什么时候它达到了艺术顶峰？
阎焰：红绿彩可以说是越早期越精美，在12到13世纪之间就达到了艺术顶峰。当时中国北方政局稳定、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市井文化高度发达。豪放粗犷、崇真尚实、以俗为美的红绿彩应运而生。它是清新质朴的草原文明与崇尚平淡高雅、温柔内敛的中原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而且这一时期的红绿彩瓷器中还存储了当时中国封建社会中市民生活的大量信息，诸如各类世俗宗教题材、花鸟人物绘画、书法诗词装饰、人物陈列摆设等，是研究宋金历史及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14世纪，随着景德镇的崛起，中原地区因战乱而衰落，盛极一时的制瓷业也步入末途，后来的红绿彩基本上只是保留了最早的风貌，但工艺水准和艺术水准都不如前期了。
卧牛
红绿彩的陶塑比器皿珍贵
广州日报：红绿彩作为民窑，又有少数民族气质，是不是总体风格比较质朴粗犷？
阎焰：有粗犷，也有精细。有的精细程度甚至超过了康熙五彩和雍正、乾隆的粉彩。但遗憾的是，基本都是残存器物，而且数量非常少。
广州日报：红绿彩大红大绿、豪爽质朴的艺术风格似乎与北宋皇室崇尚道家自然、含蓄、质朴的审美观相悖？
阎焰：红绿彩诞生于宋金之交，和少数民族的南下有莫大关联，所以它鲜明地体现了女真族的审美风貌。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东北地区现在也流行的大红大绿，其实和红绿彩的审美取向是同一概念。所谓“宋朝是典雅含蓄的年代”，其实是不太妥当的说法。无论是红绿彩在宋朝城市的广泛使用，还是一些其他颜色工艺的陶瓷在当时的流行，都证明了宋人的生活是灿烂多彩的。包括宋画中的花卉、禽鸟，如果你细心体会，也会发现那是一个灿烂至极的世界。
广州日报：红绿彩烧了七百多年，窑址遍布大江南北，为何存世量如此稀少？
阎焰：红绿彩当时主要是在城市使用，基本不用为冥器，所以墓葬出土甚少，使用完了就自然破损，然后就地掩埋。再加上红绿彩是低温烧的，磨损率更高，保存下来更不容易。若不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经历大规模城市改造，红绿彩也没有机会大量出现。
广州日报：红绿彩一直是民用瓷、实用器。现在很多藏家比较追捧官窑概念，相形之下会觉得民用瓷的收藏价值不大。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阎焰：陶瓷研究和收藏不能用“民用瓷”和“官窑”的概念来笼统划分。“官窑”并非全都是精美，也并非全是美术品。而同时期的所谓“民用瓷”同样有可能展现人类艺术最高级的审美。“官民”之分没有任何意义，收藏一定要把握最高级别的艺术审美，这才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广州日报：作为民窑的红绿彩，有没有什么收藏标准？
阎焰：颜色漂亮、纹饰精美是红绿彩唯一的收藏标准。相较而言，陶塑又比器皿更珍贵。首先，因为陶塑的数量比器皿要少得多。其次，器皿主要是实用功能，而陶塑虽然也是民间使用，但作为陈设品，会有一些供养的功能。我们看到很多红绿彩陶塑是小的佛像、神祇、土地公公等。所以从美术性、陈列性、艺术性上来衡量，器皿会稍逊一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假如是画工非常精美的盘子，也会比陶塑更有价值。这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收藏最终得以审美价值论高下。
红绿彩真伪辨识：
阎焰告诉记者，市场上红绿彩的赝品很多，“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红绿彩数量稀少，一般的碗、盘大概要二三十万元，好的可能要上百万元，精美的陶塑更是极少出现。利益驱动之下，赝品层出不穷。我无法估算赝品的比例，只能说数量极大。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都能见到不少。自从我的文章发表，红绿彩的身价被认可之后，照着我们的图书纹样做假的也很多。”
虽然赝品多，但阎焰认为，红绿彩的赝品基本不可能做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他提出红绿彩的鉴别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有土壤附着的现象，表面有一层锈壳，这个很难伪造；其次，红绿彩的胎土，新旧也有明显差异，新的特别硬，密度大，老的就相对酥松一些；再次，新旧红绿彩釉面的矾红和绿的变化，也有明显差异。
不过阎焰认为，辨识这些“明显”差异，前提是得特别熟悉红绿彩，否则还是很难看得出来。“在赝品丛生的当下，红绿彩的收藏一定得慎重。内地有一些博物馆近年都曾经在市场上购入赝品，专业机构尚且如此，私人藏家更须小心。”
红绿彩小常识：
红绿彩不单是中国陶瓷,也是世界陶瓷艺术“走向多色彩绘”的开端。红绿彩，属于釉上彩绘，其中所使用的黄、绿、黑（铁）等色，在唐代以前就有。但是矾红的出现，使陶瓷颜色变化有了历史性的飞跃,“红”是核心灵魂。红绿彩的产生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深厚，具体时间应该在12世纪初叶，那时的烧造范围非常广泛。12世纪后期，红绿彩烧制呈现百花齐放，华北地区过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各地都有烧制的窑厂。红绿彩最大特点就是：釉上低温烤花，浓红艳绿，对整个陶瓷工业的釉彩装饰影响深远，入元、明、清之后的景德镇各类彩瓷都脱胎于此。
